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租汽车司机“警惕”很，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

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在每个放地的度警惕，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苏维埃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

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脱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脱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脱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务段里还挂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来。

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的。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放者送劳改营。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放实际上没有尽，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来到“大陆”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大陆”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

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行的那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

因此，要搜集有关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的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

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现在西方的版上）：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