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买。同志们，要投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迫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放者提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有趣的是，许多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不行。不错，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粮时有多么兴、多么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放地你拿着钱到铺里去，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是瞪着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了特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你去无偿地替他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什么，你都得去。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放者们日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的住是一间驴棚，没有窗，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小偷换了集农庄的两怀了初胎的母，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两岁的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