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快乐而轻松的。可是你试试在这里挨饿、劳动和沉默十年。这个你试试看！钢铁的履带正在把我拽一个粉碎机。束手无策的我不知怎样才能到一边去，可是真想这样啊！一气。清醒一下。抬起，看看外界。

瞧那里，在铁丝网外边，隔着一小山谷有一块小地。地上有一个小村落，共有十来座房屋。初升的太用它和平的光线照亮了它。它离我们这样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劳改营！（其实也是劳改营，但是这一常常被你忘记。）很长时间那里没有动静，后来走一个拎着提桶的农妇，一个小不的娃娃从长在街上的草丛里跑过。一只公在打鸣儿，一母在哞哞地叫——我们在取土场上全听得很清楚。一条杂的小狗尖声尖气地吠叫着——多么可的声音！——这不是押解队的警犬！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一个集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听听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从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厂的另一面传来客运列车沿尔夫铁路隆隆而过的声音。取土场里的人们叫喊：“杂役列车。”每一趟列车人们都熟悉，据它们来计算时间。“杂役列车”——这是差一刻九。九钟会从劳改营里把杂役们——包括办公室人员和当了官的——单独地，不照倒班的时间，带到砖厂来劳动。大家最喜的一趟列车是一半的外号叫“供养人”的那一次。它开过去以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饭。

我的女上司——犯人奥丽加-彼得罗夫娜-特罗宁娜是和杂役们一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她对工作实在放心不下，就专门叫人押着，提前到厂里来。我叹着气走我隐蔽的地，沿着轨走向压厂——去报告工作。

整个制砖厂分成压和压两个分厂。我们的取土场只为压厂服务，压厂的负责人就是特罗宁娜，硅酸盐工业工程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师，我不知，但为人很琐碎，固执。她是那些不可动摇的思想纯正分中的一员，这类人我在监室里已经遇到过不多的几个（这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在他们的峰上持住。照“大写字母条文”她是属于（反属）类，作为被决者的家属她经过特别得到了八年。现在正蹲完她的最后几个月。诚然，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释放过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谓“特别指令”下来以后才能去。但是这也没有给她的神状态投下任何影；她在为党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劳改营里也好，都没有什么要。她是从稀有动保护区来的。她在劳改营里裹着红的而且从来是红的三角巾，尽她已经年过四十（在厂里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丫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女共青团员带这样的三角巾）。对于丈夫的被枪毙和本人蹲过的八年她不到丝毫怨恨。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见，是个别雅戈达分和叶若夫分来的，而在贝利亚同志主下，现在抓人都是没错的。看到我穿着苏维埃军官的服装，她一次见面就对我说：“那些把我关来的人现在确实看到了我的正统！”不久以前她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她把信里的这些话念给所有愿意听或被迫听的人：“长期的监禁没有摧折我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工业而斗争的意志。”

不过，当阿基莫夫来向她报告盗窃犯不听她指挥的时候，她没有亲自去向这些社会亲近分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对工业的危害，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该迫嘛！任命您就是为了这个！”阿基莫夫挨了摸，她并没有一步去斗争，而是给劳改营写了个要求：“请勿再将此类人员带往我。”她手下的年轻姑娘们在厂里像自动机似地工作八小时：在传送带旁边连续不断地八小时的单调的动作，她对这情况漠然视之。她说：“有什么办法？要实行机械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门。”昨天，星期六，传闻说今天又不让我们过礼拜天了（真的没让过）。充当自动机的年轻姑娘们像一群小鸟似地围住了她，向她诉苦说：“奥丽加-彼得罗夫娜！当真又不给礼拜天吗？这可是连着三次了！战争都结束了！”她裹着红的三角巾，把那副的、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面孔往上一仰：“丫们，我们怎么能够过礼拜天？！莫斯科的建筑正在停工待料，等着我们的砖！”（这意思是她当然不知我们的砖要运给哪一项建筑，但是她用思想的睛看到了那个广义的伟大建筑，而姑娘们却低贱地想要洗洗涮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