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机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把你踢开。而这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的应当取代你上的温的血，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正好在这几天，一个惩戒作业班每天从惩戒隔离室里被带到取土场上来劳动，把这当作是罚他们最重的活。这是一批差没把劳改营长宰掉的盗窃犯（他们并不是真想宰他，他们并不那么傻，而只是吓吓他，要他把他们送回普列斯尼亚监狱：他们看准了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要老命的地方，在这里是捞不到什么油的）。在我值班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了。他们在取土场上找了一些避风的地方躺下，租短的胳臂和大，刺了纹的肚和前，在蹲过惩戒隔离室的的地下室之后，心满意足地晒着太。我穿着笔的军装走到他们跟前，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建议他们开始工作。光使他们心情温和，所以他们仅仅是哄笑起来并且要我去见那个众所周知的鬼。我气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一无所获地走开了。在军队里我第一句话就会是：“起立！”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明显，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会是为了在我的肋骨当中一刀。当我绞尽脑想办法的时候（要知取土场上的其余的人都在看着，也可能丢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好我这一班结束了。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写“群岛”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盗窃犯们继续晒他们的太。他对他们说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气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劳改营长来威胁他们。他们起来迫他，在取立场的洼地里把他撂倒了，用铁砸坏了他的腰。直接从厂里把他拉到了省监狱医院，他的指挥职务便到此结束了，也许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大概厂长本来就是委派我们充当挨盗窃犯刀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场上的短暂的官运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长了几天，只不过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我期望的满足，反而是不断的内心的压迫。早晨六钟我走工区的时候，比假如我是去亲手挖土还到压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场懒懒地走去，对它和对我在其中的角恨之骨。

从压厂到取土场有一条土斗车轨。在平地的尽，轨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绞盘车架设在一个平台上。这由达带动的绞车是全厂不多的几机械化奇迹之一。从取土场到绞车，然后再从绞车到工厂，土斗车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从取土场上坡的地方用绞车拉上来。取立场位于厂区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离破碎，取土坑像沟壑一样枝枝杈杈，它们中间留着没有动过的土岗。粘土层直接从地表就开始了，土层相当厚。想必是可以再往里取，也可以再往宽里取，把工作面连成一片。但是谁也不知该怎么，谁也不拟订开采计划，一切全由早班的作业班长林诺夫指挥。林诺夫是一个趾气扬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难看的外表。林诺夫单纯据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取土，哪里能少费工、多装上就在哪里开挖。他不往太里走，以免推斗车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场上林诺夫指挥着每次总是在我这一班活的那十八至二十个人。他也是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喂养着他们，意思就是为他们争取较多的粮。每天亲自英明地决定应该推多少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林诺夫这个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么监狱的板铺上并排睡觉，我们一定相得很快活。就是现在我们也会会得来——但是这需要我主动去找他并且要像这样打趣地说一句：你瞧厂长任命我当了一条夹在当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么也不摸门呀。两人一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军官的教育没有允许我这样！于是我试图对他保持严格的态度，谋求他对我的服从，尽不仅我自己，也不仅他，而是整个作业班都看得来，我是在这里多闲事，就跟一个从区里派下去指导播工作的技术员一样。林诺夫很生气，认为在他上安了一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业班面前巧妙地我的丑。凡是我认为需要的，他上向我证明不可能。反过来，他时常声地吆喝着“工长！工长！”把我叫到取土场的各个角落并且请求指示：旧轨怎么拆，新轨怎么铺；脱落的怎么固定到轴上；或者绞车似乎了病，拉不动，现在该怎么办；或者铁锹使钝了拿到哪里去磨。在他的嘲面前我的指挥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从一清早就叫人们去挖土（他并不是经常这样的）而不用那些讨厌的问题来打扰我，我已经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