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没有领导能力之后，我去找特罗宁娜，尽可能委婉地提请求：

“奥丽加-彼得罗夫娜！我的数学很不错，我算得很快。我听说您的工厂里需要一个会计。要我当吧！”

“会计？！”她气愤了，她的梆梆的面孔变得更暗了，红三角巾的尖角系在她的后脑勺上。“当会计我随便派一个姑娘都行，我们需要的是产指挥员1你一班欠了多少车？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样，把我派回了取土场。

又过了一天，取土场工长的职务被撤销了，我被免职，但不是简单免职了事，而是报复式的。特罗宁娜叫来林诺夫，命令他说：

“叫他拿铁锹活，睛盯着他！要他一班装六车！叫他汗！”

当下我就穿着一我引以自豪的军官制服去挖土了。林诺夫兴，他预见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对于劳改营里各事件之间的隐蔽的和十分警觉的联系理解得更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运。在新耶路撒冷的堂里有一个单独的发饭窗，是供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师、会计…以至鞋匠都从那儿取饭。在被任命为取土场的工长以后，由于渐渐掌握了劳改营生活的要领，我每次吃饭都跑到这个窗旁边并且从这里要饭吃。大师傅们犹豫不定，说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没有我，但是每次仍是发给了我吃的，后来甚至二话都不说了。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当时我在伙房人员里还是个问号：刚一来到，上抖了起来；态度傲，穿着军服到跑。这样的人说不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当上主任派工员或者劳改营的主任会计，或者医生（在劳改营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在我手心里摸着。虽然实际上砖厂还只是在考验我，什么名单都还没有把我列去，伙房为了以防万一仍是供应我工程技术人员的伙。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当厂里还不知的时候，伙房已经全知了，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把小窗关上：我原来是个不值钱的“福来儿”在这个小小的曲里可以闻劳改营世界的空气。

靠衣着显自己与众不同——这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我们自己，特别是在锐的劳改营的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特罗宁娜的红三角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迫，在一位讨人喜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淡适度的墨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这文字的本，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的“我”！但要知我毕竟还是从大学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上，要求对自己另看待的这习会是多么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兴！——这就是半个自由！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掖箱，在劳改营的保室里领了一打了补丁褪了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犯人式的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