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的内务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也很重要：这两个班互相间一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的。尽劳改营长是全犯人的生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照生产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理班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泰加森林工业地主”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的地沟；修理了本没有坏的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那么这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神、健康、吃饱了肚、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上有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去的书事后可以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超额奖已经吃掉了”面包从肚里掏不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算是以笨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来法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支：“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理班。而第四支，也是主要的支——虚作假却是土著们和生活本竖立的。

要搞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理中引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是冒风险的：危险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在脖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他们的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都是于这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明的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担任各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