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或者是认为——这样是必要的。）

把农们由一迁徙到另一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品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有的可以挣脱去，改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莫及的地方，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谬”），是靠劳役农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辖劳役农。使犯人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顾惜；他们不是他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得多。群岛土著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的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兴而赏给自己的农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刻的预见。

共产党人曾为社会劳动寻找过新的刺激。起先以为这将是完全不图私利的自觉和劲。所以才这样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神的痉挛。从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当时已经有许多党员企图逃避星期六义务劳动，只得实行了在党内登记卡上记载参加义务劳动情况的法。这激情又维持了十年，对共青团员和我们——当时的少先队员——还起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刺激手段？金钱，计件制，奖金？但是这些东西散发着刺鼻的不久前的资本主义的气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等到现了另一代人，这个气味才会不再使人不舒服，才会作为“社会主义的质利益原则”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历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克思称为“超经济制”的东西拽了来。这个宝贵的发现在劳改营和集农庄里毫不掩饰地了长长的獠牙。

后来现了一个弗连克尔。好像鬼在开的锅里洒迷魂药一样，他酒了一个叫“分级灶”的东西。

大家知一句不知念过多少遍的咒语：“无论过去农制所依靠的纪律，还是现在资本主义赖以支持的饥饿纪律，在新的社会制度里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岛”却实现了两者的巧妙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