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主义课：这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额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来）。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官，而是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观念是源远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来。在那个时代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路——我便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无完肤地过日吗？不。为了安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好自由神呢？可是，这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好列队、好行军的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到了一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一般人的习俗、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令下）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净的靴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上的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和士兵不一样的饭（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通讯员，这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上铺些较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不是人，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给我制了一个图，却没有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