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里自我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兴地给上帝唱起赞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的人。薇拉-雷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监狱，因为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快的心情走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们在抓人！据诬告在抓人！对百万人在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还没有使我们的脑那么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广众之下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涩的嘴里没有发一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没有任何用。第五只箱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大楼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已经在牢房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