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接待站去，询问如何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吃的儿。那儿的人对她说：“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威尔，内务人民委员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窗跑了，一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替。像安德烈-威尔那样，偶然落围捕圈或陷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结不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罗格里沃地方学校的主要教师。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个农民走到他旁转达了某人的话：“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清楚——就会放来！”把其他人大批关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情况谁得清楚：“也许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清楚，就放来。

因此你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锤、火钩，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n机关不会上算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了什么？”在转圈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私人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加于他的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