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门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谢，他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到一些多样。你被带到工厂人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是血，就被送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品店被请到定购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红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了多少吃饱了没消耗的力，其实，不这样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国家安全机关的黑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都有自己的吞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把它们全吞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得像于的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来，再关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觉，一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