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但是她保持着镇静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知我还活着？”他问。

“什么时候？战后。由于一次奇怪的巧合。我的一个熟人—一实际上，是好朋友——在用一张慕尼黑来的意第绪语报纸包东西，刚好在报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你那时在哪儿？仍然在俄国？”

塔玛拉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问。据他和玛莎以及其他在德国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人的经验中，他知，整个真相永远也休想从那些在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人或是在俄国狼过的人的中听到——倒不是因为他们扯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讲全情况。

“你住在哪儿？”塔玛拉问。“什么工作？”坐在公共汽车里的时候，赫尔曼就想象过塔玛拉会提这些问题。可他还是呆呆地坐着，默不作声。

“我不知你还活着，就…”

塔玛拉带着嘲的神微笑。“是哪个幸运的女人替代了我？”

“她不是犹太人。她是波兰人的女儿，我在她家躲藏过。”

塔玛拉想了一下他的回答。“一个农民？”

“是的。”

“你这是作为对她的报答？”

“你可以这么说。”

塔玛拉注视着他，没有答话。她的脸上一嘴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心不在焉的神情。

“你在什么工作？”她又问。

“给一个拉比工作，一个国拉比。”

“给拉比什么？回答有关宗教礼式条律的问题？”

“给他写书。”

“那他什么？和异教姑娘舞？”

“实际情况跟你可能想象的差不离。我看你对这个国家已经相当了解。”

“在我们劳动营里有一个国女人。她死于痢疾和饥饿。我有她的地址，临终前，她握着我的手，要我答应找到她的亲属，把她的情况告诉他们。”

“你那几年怎么样？”

塔玛拉咬着下嘴。她摇了摇，似乎表示讲一些使人不信的事是徒劳的。这不是他过去熟悉的那个健谈的塔玛拉，而是换了个人。突然，他想到一个奇怪的念，也许这个女人不是塔玛拉而是她。接着她突然说话了。

“我经历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全讲来。事实上，我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我自己。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时候我反而想象自己什么也没经历过。许多事情，就连咱俩在一起的生活，我都完全忘记了。我记得，那会儿我躺在哈萨克的一块木板上，想回忆一下为什么我要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带着孩们去探望父亲，但是我就是找不这样的任何原因和目的。

“我们在森林里锯木——一天十二小时。晚上冻得本睡不着觉。还臭得厉害，我无法呼。许多人害脚气病。一个人一分钟前还在跟你讲话、谈打算，可是突然他就不作声了。你对他说话，他也不回答。你凑近一看，发现他已经死了。

“于是我躺在那儿问自己，‘我吗不和赫尔曼一起去齐甫凯夫呢？’可是我一件事也回想不起。他们告诉我这是一心理病。我就害着心理病。有时候我什么都记得，可有时候又什么也不记得。过去布尔什维克教导我们无神论者，不过我还是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运注定我得站在一旁看那帮暴徒揪掉我父亲的胡须，把一边脸颊也给撕了下来。在那时候没有看见我父亲的人是不会明白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我自己从来没明白过，否则我早就步了他的后尘。

“我妈跌倒在他们脚旁，他们用靴踩她的，冲她吐唾沫。他们本来会xx我，可是我刚好月经来了，你是知的，我血有多厉害。啊，后来闭经了，脆闭经了。一个人没有面包吃，哪来的血呢？你问我的遭遇？被风刮过大地和沙漠的一粒灰尘说不它究竟到过哪儿。那个把你藏起来的异教徒是谁？”

“是我们的用人。你认识她——雅德维珈。”

“你跟她结婚了？”塔玛拉看起来好像要笑来了。

“是的。”

“请原谅，她是不是蠢蠢脑的？你母亲总取笑她。她连怎么穿鞋都不知。我记得你母亲告诉过我，她想把左脚的鞋穿到右脚上去。如果给她钱让她买东西，她会把钱丢的。”

“她救了我的命。”

“是的，我想一个人的生命于一切。你在哪儿跟她结婚的？在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