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了。要知，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生电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人静翻江伯伯家窗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可能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被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我是演Ｂ组的阿霞的，我这是一次参加专业演，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儿，呃——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谁知准不准呢？我没把握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

“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虽然够不上一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格也嫌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节结婚，家都打得差不多了，噢，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了一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了个重重的呼。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声音抬了一些，但有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了，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

段兴玉轻轻地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的案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地问话，而五的习惯，除了在场份最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嘴多了，不但容易搅他的逻辑思路，而且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因为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想说，结果免不了掺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问：

“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的，而窗那个人穿的是银灰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一下，又问：“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满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外之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的人。”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理上看是不是有儿矛盾？”

施季虹“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说他不是这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