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个窃密来。”

王玉山把取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三耀，三耀没看，哧——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废纸篓里去了。

“这是什么？”周志明被得一愣“用不着嘛。”

“人贵有自知之明。”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

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了屋。

周志明是怀着一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不是个废，成功的喜悦一一地直冲心。可是对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赫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三耀的脾气他知，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

对了，该去西夹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人情好事，该让给三耀去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店刚开门，他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买了一只，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

然而，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结果得宋阿姨一看到单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展——一个检举人现了！

绿的上海牌轿车从灰大门里疾驶而，车微微动着，在卷的枯叶上轧过，发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

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脑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

１１·１７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蜚声全。关于他和刑侦专家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胫而走，成为人们闲扯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他的耳朵，有得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

“人哪，要打算一辈不默默无闻，打算有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一副得此的神态说：“不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长、段科长，他们在侦查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吗？反正你小这下算抄上了。”

他摇摇，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人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他什么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会到一个倒霉在转运之后的那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人的世哲学，而这心理状态和世哲学在他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如临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这也许是一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病，这病是他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局长就说叫我们五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长在电话里只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往后一仰，一接一地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手？难真有可能是政治的…？”

“怎么没可能？”坐在他边的严君说“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来的那个小条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声，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几行不行？”

“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儿自己无意中掉的呢。”大陈把烟扔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汽车穿过路“谁知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刑警队的院。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门的时候，三耀在周志明的脖上轻轻拍了一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了那很刺目的黑小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