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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6/10)

楚,反正能来。”

他有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打脸、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凶整。像我,刚来那阵儿这些下贱活儿都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不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还不就这样,等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很想也能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到自己被赋予了一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儿留下一个没理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局长的理是对的,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会却使他从自己的那个角度上一个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天生是犯罪的坯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里太空了。想到这,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里多装儿东西没坏。”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一般的题,常识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眨了两下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孙中山。”

“噗!”他差儿没把饭都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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