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言，提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呈，多方验证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一通外行话，下面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了锚，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气急败坏，用手指当当敲着桌“咱们是旧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你怎么还敢张闭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账，你有什么话说！”

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病，也是难改呀，回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有我呢，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折价办呢，反正里现在各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犯不着搅去，搞一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谣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了。那时的纪真，在他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加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到纪真所在的五。在五十年代反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一九六○年当上五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文化大革命”几年，纪真虽说也过帽，也住过“棚”尝了几天“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树峰官复原职了。尽这几年总是在“业务上的骨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了宰相、清代汉人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纪真“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了，没有棱角了，无论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给他印象最的是今年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人、孩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慨系之，心里有说不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查员的锐光，还能看不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了一些，因为他知纪真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脆、喜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