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嘀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发作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侦查工作，如果不把徐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工作的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不好，这个案就真要飞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树峰闷闷地了两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玉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的案，技术上得很，不是暴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要是总这样虎，还怎么搞侦查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查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光来看现在的事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账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骂一通，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局长被架空不能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Ｈ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Ｈ市赶回来，徐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一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气，向他叙述徐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给绕去了，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接要信号机什么用？要地形图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速，速速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东西这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脆跟这小讲明了，政治谋不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叫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想钻的空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