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数虚假地偏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困境。如何走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数，我们应有三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数资料为研究的发，否则宋代人数量之谜本无法破解。二是的数字肯定不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数，由于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再谈数虚假的偏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数偏，多以诡名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数与唐代、元代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数峰值为9069154。[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数为9055729。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人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数达到20882258。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路、邮府的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损失严重，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每县平均不足790；南府路领13县，仅有692，每县平均53。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地区数变化的例，均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宋代两浙的数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