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孰计复奏！”

汉宣帝再次回复说：“你说可望于一年之中结束战事，是说今年冬季吗？还是何时？难你不考虑羌人听说我们撤除骑兵，会集结锐，攻袭扰屯田兵卒和路上的守军，再次杀掠百姓，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思考后再次上奏。”

充国复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畔还者不绝。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列地有吏卒数千人，虏数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骑兵虽罢，虏见屯田之士兵万人，从今尽三月，虏羸瘦，必不敢捐其妻于他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亦不敢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以自损，非所以示蛮夷也。又大兵一，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更发也。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引军远击，穷天之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之兵，如今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叛逃回家。我认为他们崩溃败亡的时间可望以日月计算，最远在明年天，所以说可望于一年中结束战事。我看到，北边疆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的官吏和戍卒有数千人，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撤除骑兵，而羌人见有屯田戍卫的兵万人，且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羌人匹瘦弱，必不敢将妻儿女丢在其他族，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还家乡。这正是我预计他们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策略。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掳掠，偶尔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立刻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手；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发兵击，即使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则可以兵。如果今天同样不能禁绝，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到底得不到好，还白白使自己内疲惫、破败，贬低国家威严而损害自己，不能这样对付蛮夷外族。再者大兵一，返回时便不可再留，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如果这样，则徭役又将兴起，我认为实无益。我自己思量，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率兵远袭羌人，用尽天的兵，将车、甲胄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苟且避免嫌疑，过后还能不负责任，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却是对陛下的不忠，不是明主和国家之福！”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亦以破羌、弩将军数言当击，以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击。弩，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研究。开始，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为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汉宣帝诘问开始不同意赵充国意见的人为什么改变观，这些人都叩首承认自己原来的意见不对。丞相魏相说：“我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了解，后将军赵充国曾多次崐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很正确，我担保他的计划一定行得通。”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赵充国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兵攻击，所以也同时批准，下诏命两将军与中郎将赵率击。许延寿击羌人，招降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斩首及招降也有二千余人；而赵充国又招降了五千余人。汉宣帝下诏罢兵，只留下赵充国在当地负责屯田事务。

[6]大司农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闵惜之，诏赐其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6]大司农朱邑去世。汉宣帝因他是个奉职守法的官吏，到怜惜，下诏赐其黄金一百斤，作为祭祀之用。

[7]是岁，前将军、龙侯韩增为大司、车骑将军。

[7]这一年，汉宣帝任命前将军、龙侯韩增为大司、车骑将军。

[8]丁令比三岁钞盗匈，杀略数千人。匈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

[8]丁令国连续三年兵劫掠匈，杀死及掳掠数千人。匈派遣骑兵一万余人前去攻击丁令国，但没有收获。

二年（辛酉、前60）

二年（辛酉，公元前60年）

[1]，正月，以凤皇、甘降集京师，赦天下。

[1]季，正月，因有凤凰飞集长安，并有甘降落，所以大赦天下。

[2]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