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三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致敢为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

汉宣帝下诏书命破羌将军辛武贤、弩将军许延寿率兵前往赵充国屯兵之，于十二月与赵充国会合，攻先零。当时，羌人投降汉军已一万有余了，赵充国估计羌人肯定要失败，打算撤除骑兵，以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羌人因自疲惫而败亡。奏章写好，还未上奏，恰于此时接到汉宣帝命其兵的诏书。赵充国的儿中郎将赵到害怕，便让幕僚去劝赵充国说：“假如兵会损兵折将，倾覆国家，将军持己见，防守不也还可以。而如果只是利与弊的区别，又有什么可争执的呢？一旦违背了皇上之意，派御史前来责问，将军本不能自保，又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赵充国叹息说：“这话是多么不忠！若是原来就采纳我的意见，羌人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当初，推荐先去西羌巡行的人选，我推荐了辛武贤；而丞相、御史又奏请皇上，派义渠安国前去，结果败坏了大事。金城、湟中地区谷价一斛八钱，我曾对司农中丞耿寿昌说：‘只要我们购买三百万斛谷储备，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而耿寿昌请求购买一百万斛，实际只得四十万斛而已，义渠安国再次行，又用去一半。这两项计划都未实现，才使羌人敢于叛逆。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今战事长期不能结束，如果四方蛮夷突然动摇，借机相继起兵造反，即使明的人也无法收拾，岂只是羌人值得忧虑！我誓死也要持我的意见，皇上圣明，可以向他陈述我的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所用粮谷、茭稿，调度甚广，难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变，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士山，伐林木六万余枚，在次。臣愿罢骑兵，留步兵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以西桥七十所，令可至鲜左右。田事，赋人三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金城郡崐，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谨上田及用簿。”

于是，赵充国上书请求屯田说：“我率领的将士、用的粮、草料须大范围地从各征调，羌长久不能解除，则徭役不会止息，又恐发生其他变故，为陛下增加忧虑，确实不是朝廷克敌制胜的上策。况且，对羌人之叛，用智谋瓦解较易，用武力镇压则较难，所以我认为攻不是上策！据估计，从临羌向东至浩，羌人旧有的私田和公田，民众没有开垦的荒地，约有二千顷以上，其间驿站多数颓坏。我以前曾派士卒山，砍伐林木六万余株，存于湟之滨。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待到河解冻，木材顺而下，正好用来修缮乡亭，疏浚沟渠，在湟以西建造桥梁七十座，使至鲜一带的路畅通。明年耕时，每名屯田兵卒分给三十亩土地；到四月草木长后，征调郡属骑兵和属国胡人骑兵各一千，到草地为屯田者充当警卫。屯田收获的粮，运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费用。现在大司农运来的粮，足够一万人一年所，谨呈上屯田区划及需用清册。”

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

汉宣帝下诏询问赵充国说：“如照将军的计划，羌人叛当何时可以剿灭？战事当何时能够结束？仔细研究最佳方案，再次上奏！”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避害就利，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也。臣谨条不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一月之，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五也。以闲暇时，下先所伐材，缮治邮亭，充金城，六也。兵，乘危徼幸；不，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疾疫、堕之患，坐得必胜之，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隍中桥，令可至鲜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兵失十二利，唯明诏采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