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奥玄妙的言辞。那些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饭菜的；连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罕—类的臣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悦耳动听而不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言巧语，却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得称颂先王、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立世的人竞相标榜清，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的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都藏有商鞅和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都藏有孙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力。耕是需要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无需有耕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呢？结果就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问题的臣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