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披坏小鹿，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活，累得大消瘦，小上的汗都磨没了，就是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仆般的供养，摆脱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孙世世代代总有车大，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汀的人，逢年过节用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而偏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化了西戎。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就动用武力，不合乎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固的便会伤及；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德上竞争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攻鲁国，鲁国派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空话。”于是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却要去驾驭烈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下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上说，没有什么情能超过父母疼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女，家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呢？何况先王的民不会超过父母女，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治理好呢？再说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来治理国家的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化的。孔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心，宣扬儒，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一个。鲁哀公是个不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反倒了臣，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