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国制矣。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易为谋，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城之下，而使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价之民多矣。

是故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在上古时代，人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伤害；人们因此很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蛤，腥臊腐臭，伤害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泛滥，鲧和他的儿禹先后负责疏通河，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场、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死了。从此这个末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