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变之“”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们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一人不兼任多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弱，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巧，商人们在一起生意经。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不得互相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的被安排去测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特特都被用得恰到好，所以此时人无贵贱优劣之分。胡人善于骑，越人善于泛舟。的形状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丧失他们应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自己的才和能力。能够先知先觉、谋远虑，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人，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合污，这是士人的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祸福，提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同一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用木料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一般的工匠。所以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目测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嫱这样的女才婚，那么终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的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不切实际的责难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以和德作为事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世而得以大显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代行天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放参与叛的蔡叔，诛杀作的叔，降服叛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到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呢！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代也有的这圣贤人都不知崇他们，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因为所的环境决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观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比不是不知如像箕那样披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所以他不像箕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就是乐意用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所以他们不接受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搅平和的本，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享受天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