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而到提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源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形与相谐调；静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的自然本、遵循事的自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德聚集归附于他上，却不显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规定的“”，如若有人能通达这境界，那就叫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的意思。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上行走，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一起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猰 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死了大风，又往天落九个太，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兴兴，推举尧为天。于是天下不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大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和涧，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东海。洪排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使百姓疲力尽；纣王还挖比的心脏，剖开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世的祸患。

现在至人生活在世之中，怀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并非常“”，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之“”、总括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奏着鼓乐、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

称帝者应遵循天，无为而治；称王者应效法，实施仁义；称霸者应以四季为准则，依法治理；而那些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