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而然有所作为。因此，办事举措顺“”者，并不是说“”对他了些什么，而是“”在布施中无形地影响了他。

那天所覆盖的、地所承载的、六合所包容的、二气所育的、雨所滋的、德所扶持的，全都产生于一个源——天地，并共通着和谐之气。所以槐与榆、橘与柚可以结合而成为兄弟，有苗族和三危族可以相通而成为一家。看着鸿鹄飞翔，耳听着琴瑟之音，而心思却飞到了雁门关一带，一个人形中的神可以飞散到各，甚至一下飞千万里远。所以就事的差异来说，挨着的胆、肝就会像胡地和楚越那么遥远；但就事的相同来看，万就如同生存在一个角落里那么亲近。战国时期诸百家学说歧异，各有其产生的缘由。像那墨翟、杨朱、申不害、商鞅等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如同伞架上的一骨、车中的一辐条那样，有了它可以凑数，没有它也不妨碍使用。如果自以为离开自己的学说主张就不行，那就太不通天地之常情了。

那些冶炼金属的工匠在铸造时，金属在熔炉中翻熔化，也必定会有熔翻腾溢来，溅落到地下，凝固后也有些和某形状相似。这些虽然有小用，然而不可能像周王室的九鼎那样贵重，又何况同原型的用相比呢？这些都与“”相去甚远。

万如同树枝那样舒展散布，百事就像叶枝芽那样繁衍枝蔓，实际都是自一个源而有条不紊变化千姿百态来。如此说来，蓬的万是承受了什么后得以发展的，但其实没有谁有意授给它们什么：万所承受到的，是没有谁有意授予的，可是没有什么类不被授予的。所谓没有什么类不被授予的，打个比方说，就像那云密布，翻蕴蓄聚集而化成大雨，洒遍大地，淋万，而云本并没有直接参与淋万这一过程。

善于箭的人有仪表作为尺度，就像工匠有规矩作法度一样，他们都是用了一定的尺度标准方达到技艺神妙的境界的。然而造车的奚仲却不能像逢蒙那样善，善御的造父也不能像伯乐那样会相，这只是说他们只掌握某一领域里的知识技能，而不能通晓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奥妙。

现在用涅石成黑染料，这染料的黑程度比原涅石更；用蓼蓝制成靛青，这靛青的青程度比原蓼蓝更。黑染料已不是涅石，靛青也不是蓼蓝，它们就是再遇到涅石和蓼蓝也不可能变回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经过制作加工后其质量比原更稀薄了，更何况那些不曾有过涅石、蓼蓝变为黑青染料关系的事呢？它们这些变化，即使用金石刻镂、竹帛书写，也难以记得清楚。

由此看来，事间的变化，新的莫不是从已有的原事中产生来的，这样的事大小繁多。秋天兽类新生的毫末端，尽细小得能没有空隙的东西里，但与无形的“”相比，又显得太大了；芦苇杆里的一层，薄到能飘飞到天空中，但与无形的“”相比，又显得太厚了。所以既无秋毫之末又无芦苇之厚的“”能够畅通于四面八方而无止境，又没有什么能遏制伤害它；它能生成微奇妙事，能促使万生长、支万变化。天地之间没有什么能和它相提并论的！疾风能将大树刮倒，却不能掉长着的发；人从耸云的台上摔下来会折断脊骨迸裂脑壳，但蚊虻却能适足飞翔。这些轻微小虫靠着造化的作用，在同一个角落内获得了形；轻微小虫尚可以靠这造化所赋予的形寄托生命，更何况没有形的东西呢？由此看来，无形产生有形的事这一理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所以，圣人将神寄托于内心，而复归到万初始时的境界。这境界，看上去幽冥昏暗，听上去寂静虚无；但就是在这幽冥昏暗中能看到光明，在寂静虚无中能听到声音。他的“用”在于“不用”，而正因为“不用”才能“用”；他的“知”在于“不知”，也正因为“不知”然后能“知”天如不定则日月没有承载的依托，地如不定则草木没有生的基础；人如安立命的神不安定，则是非标准就无法辨明。因此有了“真人”然后才有“真知”，你所持守的东西都不明确，那么怎么知自己所认为的“知”不是“不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