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说：“初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等地。它们都是靠输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价收，来折算收购各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产柴薪的地方，也是产羊等祭祀用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护，能够像弟之与兄，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一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粮、买养蚕工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芋时机，再其次的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粮，还想要他们不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齐，有钱人家拿得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农民卖粮税，仅能十分之三的价钱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财就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山林。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平民在国内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垮台的。”

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富裕，人们就知礼节；衣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的。人民的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