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的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桓公问仲说：“现在我想调节价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仲回答说：“只有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侵？”癸乙说：“只有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空他们的积财则货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市场，市场则价下跌，价下跌则万可以利用了。懂得万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失到其他国家，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桓公说：“请问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市场，市场则价下降，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仲回答说：“粮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金价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粮价格。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通轻重之术。”

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他们战斗得角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自己的儿，作哥哥的舍得自己的弟弟，作妻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到。能够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独，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贵张和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石作为货币。所以，那拿在手里或在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是价值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而价值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若无人主持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