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大多于掌礼仪的官员。古人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到后来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弊。

[司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的本质这一，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墨家大多于掌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为荣；选贤士举行大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弊。

[司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用瓦盆，饭用米，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其目的是顺应天。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使外一类的官员中分离来的。孔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外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弊。

一说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险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据，从来不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便开始犯礼义，小人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养之被忘得一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尚的政治、德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