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是为追求仁义德，实践泛思想，广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自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那就是正人君；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汇贯通诸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弊。

农家大多于主农业的官员。他们植农作，鼓励耕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的目的。孔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这是农家的长。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弊。

[班固说：“司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与圣人不同。论述最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虚假的赞，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文说：“圣人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来，凡有，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尚的啊！其要是从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氏的那个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理千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望和情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人心的变迁；就是山大川的险峻幽，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皇帝的仪仗，穿上天的服装，虽然厚薄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