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之所由生，伤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其真；以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避。是以君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之，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聘问盈于路，于是俗成而正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之，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辩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德仁义，泛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之行，则三游废矣。”)

杂家者，盖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孔曰：“所重人。”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士，而雄；述货，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不虚，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文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衰，国遗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光明。非至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一步充实完善。]

孔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秋》这六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秋》用来明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