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的情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仁者的最原则是人，智者的最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理，贵在社会尚未动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追求仁义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

墨说：“古人还不知建造室，只是在山陵地的岩居，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室。其办法是选择地以避雨，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颜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衣服，那时候披兽，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和，夏天用麻布纱衣，既轻又凉——仅此而已。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的需要，更是为了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本上使国家富。]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到很得当，但其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的人采用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签、抓阄比人的智慧明，而是因为这样可以排除私心，堵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一只兔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木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说：“名分定，万不争；职责明，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