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的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才能生成，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来的圣旨。”]

天下万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夏天的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啊！可是在诚的召下，万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这在理上很难讲得通。

[文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的。文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神。施惠才能到仁，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的作用。施惠也不到仁，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要人看的缘故。”]

皋陶虽然是个哑，但他作为大禹的最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政。

[庄说：“天地有伟大的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力，更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

象这样不言语就发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

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源。

[文说：“圣人所师法的是‘’，照‘’去行动叫‘事’。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遵循‘’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所以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而不是‘’的本。”

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扰犯人，叫那些作犯科的人何容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来，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汉武帝刑法森严，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这就是法治的蔽端。《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曹参想用黄老之作为他治国的本，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扰本大法。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为政合乎黄老之。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到了无为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德。”

黄老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

孔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到了，才可对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好以下七：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德的人接；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七教是执政的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本路线才能走上正。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门月检查，时考，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能人就会兴，不良之辈就会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