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像狂谲和华士之类。周公旦以礼待他们，姜太公却杀掉他们。周公旦与姜太公他俩的行，谁得对呢？宋国有个车夫，不走，就剑杀掉它并丢到沟里。再驾一匹，又不走，他又杀掉丢到沟里。像这样了三次。用这样的方法驯，够厉害了，但不是王良驯的方法。王良驾车，没有疲沓不走的坏；尧、舜治理国家，老百姓没有作的。王良是驯服的心，尧、舜是顺服老百姓的思想。人和人本相同，人与不同类。王良能调理与人不同类的，姜太公却不能引导同本的人。这样看来，周公旦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驯的作法是一样的；姜太公杀死狂谲和华士两人，跟宋国车夫杀的作法是一样的。拿王良驯的方法与宋国车夫驯的作法，让韩非评论，韩非肯定认为对的是王良而指责宋国车夫。因为王良保全了的命，而宋国车夫则杀死了。被杀，不如保全它的命；像这样，老百姓被杀，不如让他活着。假使韩非指责王良，自己就跟宋国车夫一样，要杀害好人了。如果他指责宋国车夫，宋国车夫的作法跟姜太公相同，这样，他一面指责宋国车夫，一面又赞同姜太公的作法，可见韩非的好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治理国家就像修养自己的品德一样。修养自己一生的品德，要是缺少给别人恩惠的品行，只有伤害别人的行，那么结亲戚朋友就会情疏远、关系断绝，把耻辱带给自己。用修养个人品德的理来推论、比喻治理国家的理，那么治理国家的理应该是用德。韩非主张靠刑法，专用它来治理社会，这就是主张修养自己品德的人，要采用伤害别人的办法。韩非难不知用德是个好办法吗？而是他认为社会衰败事态改变，老百姓的心奢靡轻薄，所以制作法律制度，一心在用刑。世上不能缺少德，就像每年不能断绝天一样。认为社会衰败难以用德来治理，就可以说因为年荒，万不能在天生长了吗？君主治理一个国家，就像天地使万生长一样。天地不能因为年荒就让天离开，君主也不能因为社会衰败就抛弃德。孔说：“有这样的老百姓，所以夏、商、周三代才能正行教化。”

周穆王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够衰败了，他用刑法来治理国家，混而没有功绩。后来甫侯规劝他，周穆王把德记在心上，于是长久地统治着国家，功绩一直传到后代。周穆王治理国家，开初混后来终于治理好了，并不是他在前糊涂昏庸，之后才明的；而是先前用蚩尤的刑法，后来遵循甫侯的劝说。治人不能抛弃恩惠，治国不能废掉德，植作不能离开天，韩非想专用刑法来杀人，怎么行呢？

鲁缪公问思说：“我听说庞…是的儿不孝。他的行为怎么样不孝呢？”思回答说：“君尊敬贤人以推崇德，用好的东西来规劝老百姓。至于错误的行为，是小人所记的东西，我不知。”思去，服厉伯来拜见鲁缪公。鲁缪公问起庞…是的儿，服厉伯把他的过失告诉了鲁缪公，全都是鲁缪公没有听见过的。自从这事以后，鲁缪公看重思而瞧不起服厉伯。韩非听说这事，而指责鲁缪公，他认为明智的君主应该找坏人并杀掉他们，思不揭发坏人坏事让国君知，而服厉伯揭发了坏人坏事并告诉了鲁缪公，服厉伯应该受到重视，而思应该被轻视。如今鲁缪公看重思，而瞧不起服厉伯，这违背了贵贱的应有的位置，所以韩非指责鲁缪公。

韩非所崇尚的，是法制。人了好事，法制要奖赏他；了坏事，照法制得惩罚他。君主即使没有听见外的好事与坏事，据法制这些好事和坏事都会得到理。听见坏事不能就行惩罚，就像听见好事不能就行奖赏一样。对别人不检举坏人坏事就指责，是韩非的就张。让韩非听到好事，他一定要考，考确实有功绩，才肯奖赏。听见好事不能立即给予奖赏，因为没有事实据的话未必可信。像这样，听见好事跟没有听见，无区别。听到好事不能立即奖赏，那么听到坏事也不能上惩罚。听到好事一定要考，听到坏事也一定要审查，考有功才能给奖赏，审查有证据才能实行惩罚。听见不实际的，看见不真实的，经过实不能成立，奖赏与惩罚就不能行。奖赏与惩罚不能行，那么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能确定。没有确定的事情，需要有一办法才能确定它，那想靠耳朵听到的情况就行奖赏与惩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