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致斋礼的，在止车门外另立帏帐作为官署，假如天有异常，就排列在署之前，希望上天据实际情况予以允许，我认为没有必要麻烦更换日期。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二年，祠郎中蔡履提议：“郊祭与明堂祭祀，本来不应在同一天。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祭礼完毕，依次祭北郊、明堂、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代减省，所以郊祭与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应该有个定准。”

太学博士王佑建议：“明年正月的第一个辛，应当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曰，举行明堂祭祀，第三个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建议：“汉元鼎五年，在辛巳举行祭礼，此后郊祭的期，没有一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惮，连带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用祖祀上天。汉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国都举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后漠永以后，明堂建于国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个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虽然郊祭有确定的日期，明堂却还没有一定的时曰。为什么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说就会遵从，如果经礼没有文字记载，就难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吉，不在寅丑日祭祀。而且礼规定的祭献，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与报答上天恩赐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汉书》的五供，就应当先祭北郊，然后祭明堂。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献，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议：《郑志》说“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祀”所以伐创建明堂，郊祭回来后就祭，这是采用《郑志》的说法。这大概是作《郑志》的人的错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是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郑玄注释《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全面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的大飨，用文王、武王祀”当时是在秋天，离惊蛰还早。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都在当地住宿”查检在当地住宿的意思，是因为日举行祭祀的缘故；如果天黑之后举行祭祀，就无须预先在当地住宿。如果是日举行祭祀，怎么会要等到郊祭回来。束京《礼仪志》中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日期，可是《郑志》说“郊祭天帝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到八刻献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到七刻献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献奏乐。要等到郊祭回来。魏堂隆上表建议“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庙”查考堂隆这话，是仔细研究时序而确定的制度，因此《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礼记》在辛日郊祭，《尚书》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适，应该临时谨慎选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秋传》在正月第一个辛日郊祭，《礼记》也说在辛日郊祭，惟独《尚书》说丁巳日郊祭供献牺牲。先儒认为早于甲曰三天的辛，晚于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规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许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应是郊祭明堂祭祀都举行。”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议：“《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据郑玄的意思，帝和天说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近代同时祭祀，也是很有据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时用武皇壶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来祀上帝，这就是遵照从前的规则行事了。”

骁骑将军江淹建议：“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说一天两次祭祀就玷污了神灵，无须改正。”

尚书陆澄建议：前人遗留的文字事实，存在于旧的书籍之中，郊祭宗祀地相近，论情势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说明意义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时用皇帝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烧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还不在同一天，郊祭与明堂祭祀应当不在同一天，例证就更明确了。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庙，十七日祭世祖庙’。仲远的五祀，绍统的五供，和陈忠的这项奏议，都相符合。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庙祭祀各在一天，挚虞《新礼》建议明堂与南郊祭坛相隔三坛场，是里祭天飨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证。另外上帝不是天，过去的人说得已经很详细。现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应当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后。汉代衹有南郊祭祀备大驾，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车驾省去十分之二，现在祠祀明堂，不应备大驾。

尚书令王俭建议：西汉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东汉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袭旧制，没有分辨异同，宋代设立明堂，衹是依据从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晓祭祀天地的宗旨.为什么呢？郊祭坛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偏西，虽然奉祀有所据，然而烦琐简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议，在情理上更有说服力。《秋稍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样北郊祭祀应在明堂祭祀前。汉、魏时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晋泰宁年间有诏书，但未来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坛才得以营建，太常顾和执意由皇帝亲自祭祀。康皇年间，已经遵照采纳。宋代沿袭，没有来得及改革。现在应该皇上亲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个辛祭祀皇天，第二个辛曰祭祀后土，最后一个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亲自主持。车骑服用的仪制，一律遵照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衣冠冕等礼服，各祭祀都用。诏令说“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座昙隆启奏说：我看见南郊祭坛场地周围，永明年间建造了瓦房，式样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无所依据。翻检《周礼》。祭天在圜丘，取其就之义，在南郊建祭坛，是就着位。所以要大宽敞，贵在昭显上天光明，四周通气。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坛场地中间，并没有另外建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国家是质朴虔诚尊奉上天.不树立抬自己，事要兼通旷达，务求开明长远。宋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时临时设置小的帏帐作为退下来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间稍加修缮扩大，永明初年越加大壮丽，前些年工匠终于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会在祭祀上天时昧心兴建土木，之所以不，是有很的情意。《记》说 “扫地祭祀，在于它的质朴；祭用陶匏，是天地的本”所以“最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应当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大，以明确谦恭肃敬为宗旨。或许上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准允，下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下诏说“付外官详议”国助教徐景嵩建议：“我翻检《三礼》，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确祭祀选取的牺牲，祭所用的陶匏，没有记载国君休息之的仪制。现在帏帐与瓦房的结构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应力求沿袭。”太学博士贺踢建议：“《周礼》‘王祭上帝，摆放毡案，设置皇邸，。国家有变故而举行祭祀，也叫旅祭。毡案，是在帏帐中用毡作床，没听说在郊祭坛场设置室。”兼左丞王撞建议，扫地郊祭上天，认为郊祭坛场没有建筑房屋。都与昙隆意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