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儒步之士，与边远的茹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自衡量其短长，因此制定适当的防备策略。知修筑固的城郭，可以一劳而永逸。自从皇魏统一中国，建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冠宇宙。现在定都于洛，离北地遥远。代州上表说北地边防巩固，车族在外反叛，随即遭受旱灾，戎甲兵，十分缺少八分。臣去年再次镇守山，排除繁杂的事务，派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考察各险要，了解便于防守的地形。以原有镇所东西相望为标准，使地势互相连接，于其中筑城置戍，分兵把守要害，平时劝农积粟，战时随时兵征讨。这样就到了增广有利的地形，军队气势也更加盛。而且北方沙漠之地，夏季缺乏草，有时虽有少量泉，也无济于大众。倘若胡人有非分之意，也要等到秋冬之际，因气候有利才敢行动。如果到了冬天，到冰沙凝冻，北边游骑之寇，终究不敢来攻城，也不敢越过戍城南下，这样一来北方就没有忧患了。”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现今北方边镇东西九座戍城就是那时构筑的。源怀迁任骠骑大将军。

当时武兴氐王杨绍先的叔父杨集起反叛朝廷，皇帝令源怀任使持节、侍中、都督平氐诸军事，率兵行征讨，所有兴废之事，由他见机行事全权理。邢峦、李焕一同奉命受他节度。正始三年(506)六月，源怀去世，终年六十三岁。世宗诏令赐给他东园制造的棺木、朝服一、衣一件、钱二十万、布七百匹、蜡三百斤，追赠他为司徒、冀州刺史。兼吏尚书卢昶上奏皇帝说：“太常寺给源怀议定谥号说，源怀一生崇尚宽柔，气质守正直，依照定谥号之法，以宽柔正直而善终曰‘靖’，应定谥号为靖公。司徒府的议论则说，源怀在陕西任地方长官，使百姓得到恩惠教化，在朝廷任尚书令，百官称他有仁义，照谥法规定，布德执义曰‘穆’，应当谥为穆公。两者所定的谥号不相同。”皇帝下诏说：“司徒府和太常寺所持的意见，并不十分得当，民好施曰‘惠’，可以谥为惠公。”

源怀情宽容简约，不喜繁复琐碎，他经常对别人说：“作为一个朝廷命官，治理世务应当提纲举要，何必过于仔细呢。就好比房，只要外观峻，梁平正，基墙牢固，风雨不，就很好了。至于刀斧痕迹不平整，砍削不细密，这不是房屋的病。”源怀生不饮酒，但喜以酒待人，乐于结朋友，擅长音律，虽然在白发之年，每逢安逸闲暇的时候，常常自己抚丝竹。源怀共有七个儿。

源雍之弟源恭，字灵顺，聪慧好学。起初被征召为司空参军事。后任司徒祭酒、尚书北主客郎中，代理南主客之事。

从萧衍那里逃亡而来的人许周，自称曾任萧衍的给事黄门侍郎，朝廷官员都亲近他，对他十分信任。源恭上奏皇上说：“徐州刺史表奏前来归附的许团及其弟许周等人。探究其呈上的书状，许周说自己位列萧衍的黄门侍郎，又说自己一心寄情于山，不官宦虚荣，曾经多次辞让官职，以致激起萧衍的愤怒，于是被贬谪为齐康郡守。因此前来归附我朝，希望能成全他隐居嵩岭之志。等到对他的事加查访，连一证据都找不到；考究他的表状，又毫无着落。照书状推理，确实多有可疑之。为什么呢？古代伯夷叔齐隐居首山，周王并不迫其改变志向；伯况极力辞让禄位，汉帝就成全他的德。这说明即使是在圣王明君的古代，也必然有不愿为臣之人。萧衍尽盘踞江左，窃号称帝于一方，至于他待人事，并不过于悖逆礼法。哪里会有士人辞让荣禄而不肯允许的理呢？推察情理，这件事不可置信。即使萧衍昏庸狂妄，没有雅正之，迫士人为郡守，那也不属于丧命之急，为什么一定要轻易离开生养之土，长期辞别父母之呢？如果像他所说的不好荣官，志愿隐居嵩岭，那么在当初，他就应拄着拐杖寻访山岭，背着书卷沿遨游，但他却到寻求知己之人，四编造曾担任官职，其希图荣禄之心已经显现，逃避官宦之志又在何？昔日梁鸿离乡，始终在吴会一带为人佣作；逄萌渡海，一直客居于遥远的辽东。都是为了保全心志修养情，逍遥自在而已，考察追究其事实，许周与他们何其悬殊？又他曾任官显职，名位崇显达，计算其家业积累，应当在所不轻。如今前来归化，又显得何等意志远？假设他当时由于匆促急迫，来不及携带，那么他到此地之后，家资产业应当见于登记的文簿，其家室尊卑长幼也该依法贬徙。但许周兄弟却怡然自乐，不曾有过忧戚的迹象。如果他没有家室族人，理上还说得通，如果有家室而不连坐获罪，就应是萧衍故意派遣来的，并非前来归附。推究再三，真伪难辨，请求下令让徐扬二州秘密查访，一定要他们获取实证，不满数旬，玉石可见。”于是皇帝诏令二州推究查访，许周果然是由于犯了罪而前来投奔，假称其曾任官职。正如源恭所怀疑的那样。

河州羌人却铁葱反叛，杀害地方官吏，皇帝令源恭持节为行台，率领诸将行征讨。源恭严令州郡和各路军队，不得侵占百姓的一草一木，不得轻率地同敌军作战，然后对却铁葱的队昭示朝廷威恩，两旬之间全诚服归降。朝廷嘉奖源恭的功绩。正光元年(520)，源恭任行台左丞，巡行北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