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预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关于命的学说，自从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瀚无边，下无底当，上无篷盖，真是不可穷尽；看他们的容貌仪表，超脱世俗，无所附者，如清泉夏，不可掬挹，这怎么真能如此呢？一般人的习，安于放纵自己而喜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思考治问题，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审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太后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我所要说的，仅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上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灯有油，鱼有，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悦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祖宗开国以来，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给三司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让六七名少年，日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余人，在外面分到各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少年与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新奇古怪，官吏也都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万人喧哗，然而仍不回，光是空说：‘我没有这事，何必怕人们说三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到森林里去，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国家的功效，渺茫好比捕风捉影，光听说内库钱拿来数百万，祠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家罢了。用这来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它的困难，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植稻。现在打算修筑陂塘使澄清，万顷地的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陂塘，一年一淤积，三年陂塘就淤满了。陛下于是相信这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凿空，访寻利，狂妄轻飘的人，任意争相言。有关衙门虽然知他们的办法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的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就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库的钱财粮，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河冲原来的河，即使吃提建议的人的，对于百姓有什么补救！我不知朝廷何苦要这件事？

“自古以来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郡雇募役人，而且想把这一法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调和庸役就已包括在一起了，如何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有搜括百姓钱财的大臣，庸役钱没有被废除，而差役照旧，推究其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把它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迫百姓借贷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吗？估计愿意借青苗钱的农，肯定都是孤苦贫困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均摊，这情况是必然的发展势，将来天下百姓会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自陛下开始。’难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府害了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