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力为助，明年易十，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长须三等已上。不知三等已上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循雇名，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言："诏凡耆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差募之，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降四等必须上二等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

司光复奏：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元不充役，今例使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狼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又农民钱难于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寺观、单丁、女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助役钱，自余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给。

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竞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求胜，不顾命令大，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觌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