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霈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

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力。至是，诏令通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二十万，而民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丁。夫广西之民，之有丁，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弊已见矣。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光言：

"因差役破产者，惟乡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事，或因火损败官，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为之，其下等、单丁、女及品官、僧，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卖，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