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收藏积滞，必待年俭贵然后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转移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

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箱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息二分，本非为利。然纳之际，吏缘为，虽有法不能禁；钱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司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得之，即令随等下品，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一等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不以为便。广廉奏谓民皆呼德，然言不便者甚众。右正言李常、孙觉乞诏有司毋以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叔献屡督提府界县镇吕景散钱，景以畿县各有屯兵，岁课利仅能赡给；又民尝贷粮五十余万石，尚悉以闻；今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司官至中书戒谕之。王安石言："若此，诸路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条例司指挥。"从之。

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今所立条约，乃自乡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有业胜质当者亦依乡例支借。且乡村上等并坊郭有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为甲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虽或愿请，必难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系书手、典押、耆长同保均陪之患。

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籴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籴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陕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与之？"安石然曰："苟从其所，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