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郊十一者，万钱期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取贷，方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一千，赢五千五百，余皆据利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盐曲、鞵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取利已厚，伤农已，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坊郭有力未尝零籴常平仓斛斗，此盖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

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结内副都知张若、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光曰："青苗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下至饥寒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富民亦不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知永兴军。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今提举司以等给钱，皆令三分之息，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戩、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

知山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见饴，孰不染指争？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以备用，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置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常平，不过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耳。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