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决犯人，在未时之前完成。”皇帝应允。

七年，定下规则，重罪犯有冤情，家属在其决前一天击登闻鼓，第二天午时前下达结论，过午时即行刑，不再回奏。

南京决罪囚，则没有刑科覆奏之例。

弘治十八年，南刑上奏三个拟立即决的案犯，大理寺已审查通过，皇上将其下达法司讨论，法司上奏说：“在京的重罪犯，间或有立即决的，审查通过后奏请，到刑科三覆奏之后，还有蒙恩典仍旧叫监禁等候会审的。

南京没有覆奏之例，请求等秋后审判完毕，分类上奏待皇上定夺。

若有罪大恶极，难依常例报批的，另写奏章请旨决，书写成诏令。”皇帝下诏认可。

各省决囚犯，永乐元年有定制，有百人以上的死囚，皇帝派御史监督审判执行。

弘治十三年，规定每年派遣监督审判决的官员，都在霜降后到达所在地，限期向皇帝复命。

凡遇到大庆典和灾荒年都要大赦天下，然而赦罪分常赦、不赦和特赦三。

犯十恶罪及明知故犯的不赦。

律文规定：“赦免狱以临时定罪名，特赦免罪或降等减刑从轻理的，不在此例。”十恶之中，不睦之睪又在遇赦原宥条例内，这是不赦者也得赦。

若传旨施行赦免，不另定罪名的，则仍依常赦和不赦的法律办理。

从仁宗开始订立三十五条赦令，都是杨士奇代为起草的。

其条令完全废除了永乐年间的弊政，历代嗣君都遵从它。

凡是不便于民众的先朝法规，都援引先君的遣诏或登极诏革除。

凡是将被赦前的事情当罪行告发别人犯罪的，用所告之罪反判惩治他。

弘治元年，有名叫吕梁山的小民等四人，犯偷窃抢劫杀人罪被判死刑，遇大赦，都御史文升请求将他们免死戍边，皇帝特下命令依法斩决。

世宗虽然屡屡下令停刑，却对于不能赦免的更加谨慎。

朝廷大臣多次援引赦令，请求原宥在“议大礼”要案中犯事和言的诸臣，皇帝愈加持不允许。

到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辖惨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请发到长城以北，皇帝却专门下令诏书赦免，反而责备王廷相等违诏。

四十一年，三殿落成，群臣请求颁发大赦令。

皇帝说：“赦免是小人的庆幸。”不答应。

穆宗即位皇恩浩，苦役放的人犯即使已到发地，都允许释放返回，那些地方是诸臣被贬谪的放地。

明朝一代的刑法大概总述于下。

太祖开国之初，以元末官吏贪婪为戒，以重法严厉惩治贪赃官吏，将各司犯法者名单张贴在申明亭里，以示警戒。

又命令刑，凡是官吏犯贪赃罪的，先宽宥复职，将其遇错书写在家门上，令其自我反省。

持不改的，依法论罪。

皇帝多次颁发犯谕、戒谕和榜谕，都以刑罚垂示，布告天下。

到十八年写成《大诰》，作序：“各职官有敢不急公事而务私事者，一定要穷究其原委并办其罪。”所惩治的犯三《诰》所列凌迟、砍示众、灭族之罪者，至少千百人，弃市以下罪犯数以万计。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切断手指表示决不官，苏州人才姚和王谟被官府征召而不到任，全都诛杀而没收其家产，亲属为。

“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的罪名由此而设。

其《三编》稍为宽容些，然而其所记载的士、监生的罪名繁多，从一犯到四犯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

幸丽都没有死，大都着斩罪还职事。

推究京官和地方官贪污的起源，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死罪之首。

郭桓，是侍郎。

皇帝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郭桓同伙牟利，自六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死，脏银七百万两，犯官供词牵连直隶省诸官吏，拘捕死者数万人。

查赃款窝藏之遍天下，民间的中等人家大抵都因此破产。

当时的人全都归咎于御史余和丁廷举。

有人以此言，皇帝于是亲手写诏书列数郭桓等人的罪行，而判右审刑昊庸等人以极刑，以压天下之怨，说：“朕下诏主官员查邪，不料又生邪扰害我百姓，今后犯此罪者遇赦也不宽宥。”在此案之前十五年，空印之案发。

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官吏要到卢验钱粮、军需诸事，因为路逮，预备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遇到驳回原拟钱数即改写在空印文书内，习以为常。

等到此事，皇帝怀疑其中有人坏事，大怒，诸长吏判死刑，副职打一百发戍边。

宁海人郑士利上书申诉冤情，又杖责一顿发戍边。

以上两案所杀的人已经超过法律规定。

而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受株连被死者将近四万。

然而有时也据国家大，有所宽赦。

沅陵知县张杰犯罪罚输作，自言其母贺氏，在元末世而守节，目前年老无人赡养。

皇帝说这可以激励风俗，特别赦免了他，给他俸禄，使其能对母亲养老送终。

给事中彭与民犯法被拘捕，其父为他上表诉说哀情。

皇上立即释放了他，而且还赦免了同案被抓的十七人。

有一个死囚犯，其妻妾来诉说丈夫的冤枉，法司请求将其妻妾黥面。

皇帝认为妻妾为丈夫申诉，是其职分，不治她们的罪。

都察院判二十四人死刑，皇帝命令群臣审讯，发现有蒙冤的，减少了几个死囚。

真州有十八个小民图谋不轨，全死，而释放了那些母当连坐的人。

任用峻刻官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之辈，后来大都因得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