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而再奏，皇帝说：“这是朕一时愤怒之举，错了，还是依法理。

从今以后，罪案都五次覆奏纔作决定。”到仁宗时，仁宗天十分仁犀，刚即位，就对金纯、刘观说：“诸位都是国家大臣，如果朕在掌握法律上有失偏颇，你们得重新上奏，朕是不会以从善为难的。”又将学士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召至坐榻前，告谕他们：“近年法司滥用刑罚，朕哪会不知。

其所拟的大逆不罪，往往于玩文字罗织罪名，先帝几次严厉地告诫过，所以死囚必须四五次覆奏纔决定。

而法司一不在意这些，甘心作酷吏毫不惭愧。

从今以后凡是审重罪犯，你们三人必须前去共同议定，有冤情的即使是小冤，一定要报来朕治。”洪熙元年二月，皇帝对都御史刘观和大理卿虞谦说：“以前，法司以诬陷人罪作为事功。

谁要有片言只语涉及国事，就判成诽谤罪，家破灭，没法再论理。

最近几个月此风复萌。

治国之，所急的事是征求言论，所忧的事是忌讳言论，怎么能禁止非议呢？”又对杨士奇等人说：“此事必须以诏书形式下达。”于是杨士奇禀承圣旨，将仁宗的话写己丑日的诏书，说：“如果朕一时过于嫉恶，在法律之外使用籍没以及凌迟之刑，法司应再三持上奏反对，三次上奏不应允，奏五次，五次上奏不应允，同三公及大臣一起持上奏反对，一定要得到应允纔罢休，作为永远的定制。

文武官员亦不得暴酷用打背等刑，以及擅用刑绝人后嗣。

自行间割者以不孝论。

除谋反和大逆罪以外，其它罪犯只罚当事人本，不要都用连坐法。

被人告称诽谤者不治罪。”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仁恩遍布，天下洽。

童宗继承皇位，仁惠政策更多。

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一猗姓人妻王骨都杀夫的冤案，皇帝严厉斥责刑官，尚书金纯等人为此谢罪，纔算了结。

义勇军士合群儿等九人被人诬陷焉盗，判斩刑，家人擎登闻鼓申诉冤情。

经复查确实不是盗，宣宗下令释放合群儿等九人，而严厉责备都御史刘观。

其后每当上奏罪囚时，皇帝都神惨然，御膳也不吃。

有时用手撤去案牍，对左右侍官说：“告诉刑官，稍缓和些用刑。”一天，皇帝驾临文华殿与群臣谈论古代的刑，侍臣说：“汉代废除刑后，人们就轻于犯法了。”皇帝说：“这是由于教化的原因，和刑的有无有什么关系。

舜时的法律有放、宽宥和纳钱赎罪，而浑敦等四凶的罪不过判死刑和放。

可见当时遭受刑的，一定是重罪犯，不滥施刑。

何况汉代接续于秦代的暴政之后，挟藏书籍有法律制裁，若一概使用刑，受伤害的人就会很多。”次年着《帝训》五十五篇，其中一篇专写慎用刑法。

武伯朱冕说：“最近派舍人林宽等押送罪囚一百一十七人戍役边防，到达目的地的只有五十人，其它的都死在路上。”皇帝发怒，命令法司彻底追究此事。

每年宣宗都要下达宽赦令，审阅罪案时多次决断释放，有一次释放三千人。

他告谕刑官说：“我担心他们死在监狱里，所以宽赦了他们，这不是常规。”当时，官吏纳五十石或一百石米，就可以赎杂犯死罪，军人百姓米减少十分之二。

发到各个边防卫所的米十二石，发辽东的二十石。

这赎罪定额和常例相比太轻，而惟独对贪脏的官吏罚严厉。

皇帝下令贪赃的文职官吏一律依法判罪。

因此刑罚虽轻，而贪污风气亦不十分炽烈。

不过明代法制重在诛杀结党之人。

都御史夏迪到常州缴官粮，御史何楚英诬告他收受金钱。

诸官员明明知夏迪冤枉，怕得罪何楚英而不敢陈述事实。

夏迪终于被发充驿站服役，忧愤而死。

即使皇帝如此宽仁，而大臣还是有冤死的，这是立法的弊病。

英宗以后，仁、宣时期的宽容政策衰微。

正统初年，三杨主持国政，尚能恪守祖法，禁此京城内外官员罗织罪名判案。

刑尚书魏源因为旱灾将疑案奏上，请求皇帝命令各巡抚复审罪囚。

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没有巡抚的地方指派巡。

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也禀奏疑案，全复审。

御史陈祚说：“法司判案，多违反规定的律条，专事严法峻刻。

如侍郎昊玺检举行主事吴軏，应判贡举人才不当罪，据奏事有规避的律条，判昊軏斩刑。

到昊軏自缢死后，监狱官卒的罪行明明有递减的条例，却用不应的事的法律从重罚，一律予以杖责。

摧求实际情况而制定法律，祖宗防范十分周密，而法司竟然如此舍轻就重，这不是广布圣朝仁厚的办法。

今后有滥用重罪律条的，请求以变成法论。”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并为此申明警戒。

到六年，王振开始扰朝政，几次侮辱朝廷大臣，刑律大。

侍讲刘球将情况写成十条上奏，奏书中说：“上天降下灾祸，多因于刑罚不恰当。

宜完全听凭法司理有关事情，发现有徇私理不当的再辨他的罪。

即使下面有所忤，如汉代犯惊扰皇帝行和盗环两案，也应当听从张释之的书面奏语而理。”皇帝不能采用这个意见。

而刘球因这一奏疏怒王振，被害死在监狱里。

但是当时各酷的事件，大抵都是王振的，而皇帝内心很宽松公平。

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上报斗殴杀人之类罪囚一百多人，请求皇帝宽宥，诏令一律减死罪发戍边。

景泰年间，谷主簿彦斌犯罪应斩刑，他的儿震请求代父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