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下，这是为了广开告发之路。”皇帝说：“邪之徒不抵罪，被诬陷的好人就多了。

从今以后，告人谋反而不合事实的，抵罪。”学正孙询揭发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揭发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这是诽谤嘲朝廷。

皇帝认为告发他人隐私非儒者所为，搁置不问。

永乐年间制定法规，诬告三四者以杖刑判徒役，诬告五六人者放三千里，诬告十人以上凌迟死，家属移徙荒蛮地区。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级到京城上诉，等事实调查来，又往往不符，于是严格越级上诉的禁令。

下令由老人理一乡的争讼，会同里胥行裁决，严重的问题纔禀告官府。

但是仍然不能制止，越级上诉的越来越多。

于是用严刑重法，发他们戍边。

宣德时规定，越级上诉案情属实的，免于问罪；不属实的，仍发戍边。

景泰年间，越级上诉不问属实与否，一律发长城外充军，后来不再照此办理。

登闻鼓，洪武元年设置于午门之外，由一个御史每天看守。

规定如果不是天大冤枉或机密的、重要的案件，不得击鼓，一击鼓就引见上奏皇帝。

后来将登闻鼓移到长安右门外，六科和锦衣卫收擎鼓人诉状去见皇帝。

待圣旨下达，校尉领取驾帖，送呜冤者到有关门审理，欺蒙阻碍者问罪。

龙江卫有个小吏犯错误，罚他抄写文书。

正值其母亲去世，小吏请求回家守孝，吏尚书詹徽不允许，小吏就击鼓呜冤。

太祖狠狠责备了詹徽，让这个小吏回家守完丧。

永乐元年，有个县令因受贿判戍边，击登闻鼓陈述情况。

皇帝将此下达法司理，此人说：确实受了贿，因为年老糊涂，希望皇上哀悯。

皇帝为其主动认罪的诚心所动，枉法原谅了他。

宣德时，在登闻鼓旁值班的给事林富说：“有二十七个重罪犯，因邪抢劫要被判刑，来击鼓诉冤，亵渎扰，不可原谅。”皇帝回答：“设置登闻鼓，正是为了下情上达，怎么能叫亵渎扰？今后凡是阻碍鼓q岛冤的，问罪。”凡是有告发原审案官的，成化年间议定，须实后，纔逮捕审问。

弘治时，南京御史王良臣弹劾指挥周恺等仗势贪污受贿行为，周恺等人于是反告王良臣。

皇帝下诏南京法司逮捕王良臣并予会审。

侍郎杨守随说：“这样与旧规定不合。

请求从今以后，不官吏还是军民上奏诉案，牵连别的事情，指控原审官的，立案但暂不执行0所奏之事仍叫人问讯结案，凭空说谎者问罪，原审官枉法错判者亦问罪。”皇帝将此奏议下发到三法司。

法司回禀他说的办，皇帝采纳。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命令主事厅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和五城兵指挥使官，判决罪囚。

二十九年，又派锦衣卫官员参与去。

此后只由主事会同御史，将笞杖之罪在判决厅判决之后，附于案卷末，奉旨判决者于次日复命。

万历年问，刑尚书孙丕扬说：“断案不能迅速行，是因为文书传送的牵制而已。

审判完成之后，刑和大理寺各立长单，刑要送审的编号登记，次日即送大理寺。

大理审查认可后，次日即还刑。

谁差错追问谁的责任，这样可望办事完满。

至于检查判决，命令御史三、六、九日例会同行，其余日只会同大理寺官员，以便迅速遣送犯人。

苦役、放以上罪犯，、寺详加审讯。

犯笞、杖小罪的，就听任刑官理。”皇上下令照此实行。

所有已经审讯记录在案的囚犯，应判决者限三日以内判决，应发遣者限十日以内发遣，超过限期天数计算笞责。

罪囚因滞留监狱而死，责罚判苦役，这是旧例。

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琅说：“近来狱吏苛刻，犯人不轻罪重罪，一概加以捆绑禁闭。

案无论新旧，动辄拖延敷月一年。

在官吏的神意旨之下，判罪奏请还未完成，囚犯的骨骸都腐烂了。

何况偏远闭的州县，督察不到，邪凶悍的吏卒靠着监狱渔利，或克扣囚犯粮而使之困厄，或将囚犯移到污秽臭浊的地方使其受苦，各痛楚加，囚犯十个没有一个活着来。

臣看见律令记载，凡是拘捕囚犯。

老人病人必须单独囚禁，轻罪重罪分开，枷扭垫席必须时整顿，冷酒匣必须时备好，无家的囚犯发给衣服，有病的给予治疗，关押留牢有条规，判决遣放有诏令。

这是祖宗的良法意，宜命令臣下共同奉行。

凡是被捕已有些时日的囚犯，无论结案、未结案，还是患病、死亡的，各登录于文册，申报给长吏，照其结案的快慢，患病死亡的多少，计算功罪而决定升降。”皇帝认为周琅谎得很对，并下令京城内外凡有用刑罚峻刻而伤人命的官吏，即贬斥为民，即使才能和守可观，也不得推荐使用。

凡是京城内外一切审判官，只能对死罪和盗窃抢劫重犯上刑拷问，其余罪犯只用鞭扑常刑。

酷吏常用梃、夹、脑箍、烙铁和一封书、鼠弹筝、拦、燕儿飞，或鼻、钉指，用直径一寸的、没有去棱节的竹片打，或打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一律上奏请旨，罪行严重的充军。

停止行刑之月，从立以后到分以前。

停刑之日，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每月总共十天。

检验尸的伤情，由照磨司从刑领取一张印尸图，委托五城兵司依法检验，在府裹则由通判、推官检验，在州县则由长官亲自检验，不得委托下属代行。

贫穷不能自给的狱中囚徒，洪武十五年规定，每人每天给米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