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所以不得蓄养婢。

违犯此条的人都声称是雇工人而已，当初法律也没有言及士大夫之家可否蓄。

士大夫之家，蓄养婢，情势不可免去。

当命令掌司法刑狱的官署斟酌讨论，无论官民之家，祇要签有契约拿取报酬、工作有年限的，以雇佣工人论；报酬微少、计时计月工作的，以平民论。

若拿钱财购买十五岁以下小孩，抚养时间已长，或十六岁以上少年，为其安排了偶的，枧同其孙论。

抚养时间不长与不曾婚的，在平民之家，仍以雇工人论；在士大夫之家，则视为蓄养婢之律论。

二、法律说伪造各衙门公章者斩。

考虑到这是用铜铁私铸的，所以斩。

如果祇是印章篆文，形状质地不像公章，不能称为伪造，因此又设立描摹公章充军的条例。

以后对伪造公章的人犯，如其使用木石泥蜡之类材料，祇描摹论，若再次犯此罪，判拟斩。

伪造公章只用过一次，而赃款不及判苦役的，也盗窃罪论。

如再次犯此罪，依条例置。

第三次犯此罪，依法律置。

三、法律说三次犯偷窃抢劫之罪即绞刑，因为前面已经判刑刺字了。

但是赃有多少之分，论罪也有轻重之别。

以后凡遇犯偷抢案的，三次犯罪都在赦免前或都在赦免后，依法律判绞刑。

有的在赦免前后犯罪共三次，均须上奏皇帝请示定夺。

审录官员附怜悯疑难辩问的奏疏内的，一并予以重新置。

四、盗肆意劫财害命，赃论斩，决不拖延。

但其中岂无罗织罪行，诬陷仇人，捕人抵罪的官吏？以后务必加以详细考察。

那些脏证据不确，难以一下推断的，都拟定为秋后斩首。

五、法律说同谋打人，以致被害人伤重死亡，手打人的绞刑，其它同谋人各有罚。

有时两三个人共同殴打一人，各人都重伤了受害者，手的和主谋难以确定，遇到犯人在监狱里禁闭死亡，即以之抵罪。

现在恤刑官遇到人犯在家中死去，并且数午之后在家病死的，就将现押手打人的人以怜悯宽宥理。

，因此用病亡之躯来抵殴死之命，确实太放宽了。

以后不能一概准予抵命。

六、在京城的证据确凿的恶逆犯和盗，即使在停刑之年也随时决。

凶恶竟至于杀父，立即凌迟死，还嫌不解恨。

而在外地，此类罪案反而要迁延年月，因为事情要成批上奏，不单奏一件的条例。

单奏，是火急的文书；批奏，是不急的文书。

如犯此罪的人在外地蹲监狱数年，死在监狱中，怎么能够抒解天人之愤呢！今后外地凡有这罪犯，御史用单独文书报告到都察院，都察院和大理寺单奏皇上，判决书一到，立时决。

死者下送府州陈尸示众。

这样可望施刑得当。

皇帝下旨刑和大理寺斟酌讨论，二署都听从他的意见。

只是对伪造公章的，不问用什么材料制造，一律斩。

皇帝批覆照准。

赎罪的刑律本自《虞书》，《吕刑》有死刑的赎罪法，后代都重申它。

到宋朝时，特别慎重赎罪法的使用，不属于八议之罪不考虑。

明律相当严，凡是朝廷有怜恤之意而受法律限制不能宽舒的罪人，全都放在纳钱财赎罪的案例中，这样来补救过重的法律。

同时国家也能随时藉这收来帮补急用。

而充实边卫、鲎富储备、赈济灾荒和府颁发供应各项大的开支，往往用罪人赃款和赎罪费来供应。

所以赎罪法和历代相比，特别详细。

赎罪法有两，一是法律可赎罪的，一是条例可赎罪的。

法律赎罪主事官吏不敢增减数量，条例赎罪则可以因时制宜，款先后数量不同，这是太祖开的先例。

照法律，在办理公事时犯笞罪的文武官员，官府等级收取赎菲费，吏则每季度成批审决…？…次，然后各返还自己的原职，不附记过失。

如果受了杖刑以上的罚就记下所犯的罪名，每年分类批送达吏和兵，等到满九年考，合计记录所犯杖刑的次数，对之行撤职或升迁。

府县吏役也以此作为铨选升降的依据。

至于私罪，犯笞刑四十以下的文官和吏役，带过返任原职而不赎罪，笞刑五十的调离使用。

军官犯杖刑以上的罪一律如实施行。

文官和吏役罚杖刑，均开除官职不用，法律极严。

然而从洪武中期开始皇上已经三次下令，准许赎罪之法扩大到杂犯中死罪以下的人了。

三十年，皇帝命令刑和都察院议定赎罪案例，凡是犯笞刑、杖刑的朝廷内外官吏，记过理，犯苦役、放、迁徙的用其薪金赎罪，犯罪三次的依法律判决。

从此法律与条例互有异同。

等到颁行《大明律》皇帝亲自作序：“杂犯死罪、苦役、放、迁徙等刑，一律现在制定的赎罪条例判决。”于是条例辅助法律而通行。

仁宗初即位，训谕都察院说：“纳罚金赎罪的条令一施行，有财力的人都幸免于刑罪，应依照法律统一理。”时间一长，此法又松弛下来。

正统年问，侍讲刘球言：“纳钱财赎罪不是古制，除公罪允许赎罪外，宜全依法律判罪。”当时不能照此办理。

此后遵循太祖的先例，赎罪之法愈益推广。

所有官吏公私杂犯犯了相当于苦役以下的罪，全都任其运炭、米等来赎罪。

军官军人条例免除徒刑刑的，亦如此例赎罪。

赎罪的办法，明初曾规定纳铜，成化年间曾让纳，后来都不实行，办法不一一列举。

只有纳银钞、铜钱和银常一并通行，而以当初规定的纳钞作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