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儿，赦免他的父亲。”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禀告：一人殴打妇致死，法律判绞刑，他的儿请求代父而死。

大理卿邹俊发言：“代父死，其情可悯。

但是死去的妇是两条人命，犯人犯了二死的律条，与其让罪犯活命，不如保全其无辜的儿。”太祖诏令邹俊所说办理。

二十年，詹徽提：“有军人犯法，应当受杖刑，此人曾经两次犯罪而两次赦免，应一并论前罪，判他死刑。”太祖说：“以前的罪行既然已经宽恕，又拿来审判就不孚信用了。”于是把那人杖打一顿遣发了他。

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抓获了贩卖私盐的人押送京城，而用这些盐奖赏抓获者。

官员因他违反条例规定，罚他赔偿盐官府，还责成他待罪状。

庞安说：“律文是万世不变之法，而条例是一时的旨意。

如果现在依案例行事，则与律内对不是正式供职逮捕罪犯的人给予奖赏的规定不合，自相矛盾，这会在天下人面前丧失信用。”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下诏律文办理。

永乐二年，刑说河间有一个小民控告自己的母亲，主事官反倒要判母亲的罪。

皇帝下诏逮捕那个儿和主事官，判他们的刑。

三年，议定文职官与朝廷内外旗军校官军民人等凡是犯了重罪的，依法判罪，罪轻的免于判决，记下所犯的罪。

有不应侵害他人等项以及罪行严重的，临时上奏请示。

十六年，严定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

开国时，太祖严惩贪官，下诏污受贿者不可宽赦。

又命令刑：“受贿的官吏与行贿的人一同判罪，将犯法者全家迁移到边疆。

把此条写律令。”时间长了执法懈弛，所以又重申命令。

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罪，律文规定应判杖刑而后放，现在却砍下犯人脑袋挂在树上，不是诏书的旨意。”皇帝下令律文判刑。

宣德二年，江西察使黄翰说：“民间没有籍的家伙，喜挑起诉讼，总让那些老幼残病的男女诬告平民，必得再议定有关虚言诬告的加罚的条例纔行。”于是制定老幼残病男女诬告人，罚纳款赎罪的条例。

后来孝宗时，南京有十余人犯诬告罪，例发长城以北为民。

而年纪超过七十岁，法律当银赎罪的，另外制定律令，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和残疾人犯，依法判罪。

例应充军哨卡、长城外为民的，仍旧依法遣送。

如果年纪八十岁以上或病重，又判永远戍边的，则将其孙发遣去，罪不到充军起初制度规定，凡是贪脏枉法的官吏，不分人在南方或北方，全发到北方边防卫所充军。

正统五年，行在所三法司共同上奏：“洪武年问制定法律时，钱贵贱，所以枉法贪脏达到百二十贯的贪官污吏，免于绞刑而充军。

现在钱贱贵，假若以财折算钱达到一百二十贯枉法贪脏，全发充军，轻重就失调了。

今后接受枉法贪脏法律该绞刑的文职官吏，折合脏钱在八百贯以上者，全发北方边防卫所充军。

受贿数量不及前者的，现行律例发落。”皇帝听从了三法司的意见。

八年，大理寺奏：“法律规定盗窃抢劫者初犯在右臂上刺字，再犯在左臂上刺字，三犯绞刑。

现在盗窃抢劫犯遇赦后再次犯罪的，都以初犯判罪，有的仍在右臂上刺字，有的不刺，请求定一个常例。”奏章下达给刑、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讨论，讨论结果：右臂刺字遇赦再犯者刺左臂，左臂刺字遇赦又犯者不再刺，立为罪案。

遇赦后第三次犯罪绞刑。

皇帝说：“犯盗窃抢劫罪已经刺字，遇赦再犯者依常例定罪，不再考虑其曾遇赦，仍旧将前后所犯的罪行一一记录，察报给朕。”后来意宗时，都御史李秉援引旧例奏请革除此条。

不久南京大盗王阿童五次犯罪均遇赦免。

皇帝听说后，下韶仍然以遇赦前后总共祇能犯三次为绦令。

到神宗时，又讨论奏议请求改遣的意见。

十二年，据知县陈政的建议，民间有人把后妻带来的其前夫之女娶为儿媳妇，或者把抛带来的其前夫的儿招为女婿，一律依照同父异母姊妹关系的律条，减等判决。

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说：“《大明律》乃是一代既定大法，而判决武臣独独舍去法律而用条例，武臣愈加放不检。

请求全都用律判案。”皇帝下诏采纳此说。

被罢官降级的武臣，吐恶言，诽谤讥刺。

主官吏胆小怕事，又上奏革除这条法令。

十九年，制定盗窃犯三次绞刑的律例。

司法官以“南京有个人盗窃抢劫犯罪满三次，总计赃达到一百贯钱，判死刑。

其罪行虽属杂犯，而情节严重。

三次同犯前一大罪，就是怙恶不悛之徒，难以用常例为标准理。

那些赃不满贯，犯苦役和放以下罪行的，即使犯了三次，察其情节实际较轻，宜特许依常例理”

奏议呈上，皇帝回复应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束说：“五刑之中最轻的是笞刑和杖刑，而杖的细有分寸，数量有多少。

现在外廷各衙门，施笞刑和杖刑往往打人致死。

纵然事情，不过叫主事者因公犯罪担任原职。

用极轻的刑罚，把人置于不可复生的境地，死人多的时候数十甚至敷百个，监狱裹堆满尸，血涂地，令人伤心。

据法律，官吏故意审讯常人致死的抵命，使用非法刑的除名。

偶尔有不遵用造条的，就说是公事需要。

一旦冠以公家之名，再多也没关系。

逭是情节严重而法律轻微，不可以不商讨。

陈请凡是审讯轻罪犯当场致死，累计达二十或三十人以上的，除律条理之外，仍考虑降职调用，有的谎称犯人病死，一并治作伪证的医生。”皇帝把奏章下达给有关机构讨论理。

嘉靖十五年，有人徒手殴打他人致重伤，被害人拖延到辜限期以外死亡，刑准备以斗殴杀人罪判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