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增加到九钱，而不再官引盐银。

获准销售的货凭单积压停滞，私贩之盐通行，便采用郎中丁致祥的请求，恢复秦弦旧有办法。

而别商人夹带余盐，掣割纳价，祇有多达三百斤的纔治罪。

淮、浙、长芦的引盐，常四分，用来供给各边防筹建的军队和土木工程赈济的需要；存积六分，如果不是国家大事，边境有警报，便不曾妄自输粮换盐，要输粮换盐必须边防大臣上奏请求，经过复允许，没有商人擅自请求和专门请求淮盥的。

弘治年间，存积盐很多。

正德时期，权要亲近之人便上奏开残盐，把存积、常盐都改成正式赋税，并且都折合成银。

边防大臣急时没有准备，而权势要人占中卖窝，盐价增加数倍。

商人的盐引纳银八钱，无法获取利，多不愿意换盐贩卖，赋税一天天消耗短缺。

猾狡黠之人夹带蒙混，弊端百。

盐官禀承宦官的意图，又开列霉盐、所盐等名目来给予他们。

世宗登上皇位时下诏，首先命令裁除。

不久，商人逯俊等攀附皇帝边亲近幸之人，以增加盐价为名，上奏购买残、余等盐。

尚书秦金持不同意，皇帝特别命令在宣府输粮换取雨淮额定盐三十万引。

秦金说：“猾之人占有换取的淮盐，卖窝牟取暴利，使山东、长芦等地的盐别无搭，积压无用。

亏损国家用度，贻误边防储备，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御史世魁也为此而谏争。

下诏减少淮盐十万引，分别以两浙、长芦盐给与他。

秦金又说：“宣、大都是军事要地，不适宜让猾的商人自己选择便利，只换宣府盐贩卖。”皇帝同意其请求。

随后逯俊等人请求以十六人换宣府盐贩卖，十一人换大同盥贩卖，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

嘉靖五年，听从给事中律的奏请，纔恢复常、存积四六分的制度。

然而这时，余盥盛行，正盐守候支取时间久，愿意输纳粮换盐的很少；余盐只需领取凭据验证，便立即支取贩卖，愿意纳粮换盐的人多。

自从弘治时期用余盐补偿正式赋税，开初用来偿还拖欠的赋税，后来命令商人纳盐价输送救济边防。

到嘉靖时期，延绥发生战争，辽左缺乏军饷，全调发两淮余盐七万九千多引到二边防输纳粮换盐贩卖。

从此余盐行。

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固定额敷，不久，两淮增加盐引一百四十多万，每引增加余盐二百六十五斤。

盐引价，淮南纳银一两九钱，淮北纳银一两五钱。

又设置置、科罚的名目，用来残酷搜刮商人的钱财。

于是正征盐尚未换，而先买余盐，商人和灶丁都很困顿。

猾狡黠的人借官府买余盐，夹带贩卖，私自熬盐。

法律禁令无可施，盐法大败坏。

十三年，给事中怀理说：“盐法的败坏，它的弊端有六。

输纳粮换盐贩卖没有固定的时间，米价猛涨时，招来棹米困难。

权势豪大家族，专门占有利益权力，粮盐报中困难。

官吏科征罚，小吏侵吞勒索，输送纳困难。

下场挨时拖延，动不动达敷年，守候支取困难。

定价太昂贵，利息不能偿还本金，取得赢利困难。

私盐贩卖遍地都是，官盐不能通，市场易困难。

有这六样困难，正式的赋税便壅了，而司计之人于是设余盐来佐助。

余盐利丰厚，商人本来乐于从业，然而不是用来输送边防而是解送，虽然每年累万，却无益于军队所需。

曾经考察祖宗之时，商人输送粮换盐纳盐价很低，而灶熬盐的工本费很贵；现在盐价比以前十倍，而熬盐的工本费不到十分之一，用什么办法来禁止私盐使不行呢？所以想要疏通盐法，必须首先理余盐，想要理余盐，必须大量减少正盐价。

大致说来正盐价低，那么私自贩盐自然止息。

现在应该确定盐价，每引正盐银五钱，余盐二钱五分，不必解送到太仓，都命令输纳粮便领取盐引，余盐以尽收为尺度。

正盐价低，既有利于商人；余盐收尽，又有利于熬盐的灶丁。

没有商人和灶丁都获利，而国家的赋税不充足的。”事情下发主门，回复，认为余盐银仍然如过去一样解送，而边防军饷更加空虚。

到二十年，皇帝认为变盐法是由余盐引起，下敕命罢除。

淮、浙、长芦全恢复旧法，夹带的没收给官府，应变卖的以当时价格为准。

御史昊琼又请求各边防换盐的都输纳粮。

然而命令刚刚下发，吏尚书许赞便请求重新开输余盐以充足边防用度。

又听从其请，余盐又行开了。

在此之前，十六年，命令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之，山商每一百斤盐纳银八分，给票发盐。

此后多侵夺正式盐引，官商赋税缺乏，盐引壅二百万，等候支取拖延五六年。

于是有预征、执抵、季掣的办法。

预征，是先期输缴赋税，不能私自去留。

执抵，是执现在运盐的路程，复持一引以抵一引。

季掣，则是以纳赋税先后为序，季不能迟于夏季，夏季不能超过季。

然而票商纳赋税便掣卖，预征等法只是鼓励引商而已。

灵州的盐池，从史昭输送匹换取盐引之议施行，边防军饷缺乏，甘肃的米价一石值银五两，于是奏请停止以换盐，招来商人输纳米以换盐。

二十七年，命令输粮换盐的只纳粮草。

三十二年，命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作为额定数，合正盐、余盐为一，而革除余盐之名。

当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提议：雨淮灶的余盐，每引官府给予银二钱，以充熬盐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称为工本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