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

太祖在战争灾难之后，却很兴盛。

其后天下太平时间长久，反而赶不上。

燕王平定祸难之兵发起，淮河以北地区长满茂草，那时候人民数量反而比以前增加。

后来纔递减，到天顺年问最少。

成、弘继起开始兴盛，正德以后又减少。

减少的原因，周忱说：“投靠于富豪之家，有的冒充工匠逃到两京，有的冒领官引到各地作买卖，全家住在船上，不能查到其踪迹。”而主要的，的增加减少，在于政令的宽严。

所以宣宗曾经与群臣讨论历代，认为“兴盛，本在于休养生息；衰减，在于大兴土木和战争”，大概是确实的议论。

明朝土田制度，共分二等：一为官田，一为民田。

最初，官田都是宋、元时代没官府的田地。

其后有还官田，役官田，断官田，学田，皇庄，牧草场，城蠕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予或请求给予的庄田，百官职田，边防大臣的养廉田，军、民、商人屯田，通称官田。

其余为民田。

丞朝末年，国家丧，图籍记载多亡失，田赋没有准绳。

明太祖登上帝位，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考浙西的田亩，制定赋税。

又命令实天下田地。

而两浙富豪之民逃避徭役，大都以田产寄托别，叫铁脚诡寄。

洪武二十年，命令国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随粮划定区域。

区设粮长四人，测量田亩方圆，以字号编次，全记载主名和田地的面积，类编制成册，形状如鱼鳞，称为鱼鳞图册。

在此之前，诏令天下编制黄册，以为主，详细记载旧、新收、开除、实在的数目成为四式。

而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各原扳、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全都备。

鱼鳞册作为经，田地的好壤有了评判标准。

黄册作为纬，赋税徭役之法便确定了。

凡是典卖田地，便详细记载赋税纳粮的标准，官府造簿册记载，不要让田产已去而赋税犹存以作为人民的祸害。

又因中原田地多荒芜，命令省臣讨论，统计人民授予田地。

设置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

临濠的田地，察验其人力，计算田亩供给，不允许兼并。

北方靠近城区的土地多没有整治，召集人民耕，每人供给十五亩，蔬菜地二亩，免征租税三年。

每年中书省上报天下开垦田地的数目，少的田亩以千计，多的达到二十余万。

官府供给耕和农的，纔收其税，额外开垦的荒地永远不计亩收税。

二十六年，实天下的田地，总共八百五十万七六百二十三顷，到一片茂盛而没有抛弃的土地。

凡是田地以靠近城郭为上等，渐渐速离为中等、下等。

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

太祖依照元代里社制度，河北众州县土著居民以社分里甲，迁徙的居民分别屯居之地以屯来分里甲。

社民先占田亩广阔，屯民新占田亩狭窄，所以屯地叫作小亩，社地叫作广亩。

到宣德年问，原垦荒的田地永远不计亩收税以及低洼、盐碱不产粮的田地，都实纳纳赋税的数额中，田亩之数比过去更多。

主门以大亩当小亩来与旧有数额相符，有几亩当一亩的。

步尺计量参差不一，人们能够心意扩大或缩小，土地不均匀，没有像北方那样的。

贵州的田地没有记载田亩的簿册，全征之龄土官。

而各田地，时间久远颇为混淆杂，与黄册不相符。

弘治十五年，天下的田地只有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官田与民田相比较得七分之一。

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撰《会典》，说：“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四十年，天下的田地额敷已减了一半多，而湖广、河南、广东失去的数额特别多。

不是划拨赐给王府，就是被猾的百姓所隐瞒。

广东没有藩王府，不是被隐瞒就是丢弃给了贼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