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地只，如同说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称不同，从天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礼》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的祭祀地祇。”张璁因此记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

当时詹事霍韬十分反对郊祀的议论，并且说分别祭祀的说法，只见于《周礼》，王莽贼伪造经典，不足以引为据。

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记载得尤为详细。

《大宗伯》记载祭祀天神，就有里祀、实柴、杠燎的礼仪，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诟辜的礼仪。

《大司乐≥记载冬至日，陆地上圜丘的制度，称为礼祀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的制度，称为礼祭地只。

对天地分开祭祀，已经有久远的来历了。

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祀丘祀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则。”而今众人议论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说法其实是从王莽开始的，漠以前都主张分祭，并且汉以后也间或有分祭。

宋代元丰年间第一次议论，元佑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问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共同祭祀，而最终不能再改变，是因为郊祀的开销，每每用尽国库的储备，因此就节约减省一些而已，并不曾因为分祭不合乎礼仪。

而今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惧怕。

然而他们只知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制，是不能更改的，却不知分祭本来就是太祖的最初礼制，是可以恢复的。

只知《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能够违背，却不知《存心录》本来就是太祖的著作，是应当遵守的。

况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照礼仪中正确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从祖训，并没有别的路。

《周礼》一书，朱认为是周公辅佐盛王而作，为后代作榜样，用意最为刻切实，怎么可以诬枉为是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共同祭祀以后祀地，事实是从王莽开始的。

王莽既然伪造了这书，为何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说呢？于是礼总结了群臣对郊礼的议论，上奏说：“主张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铉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而以慎重对待既成制度及时不可为言的，是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而以山川坛焉方丘的，是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共同祭祀而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是尚书方献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众人的议论。

分别祭祀约理，合乎古代的礼仪，但祭坛的建造，工程浩大。

《礼》中说，在房屋中祭祀称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宇中受祭。

应该仍旧在大丰堑璧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用来专门祭祀皇地祇。

既没有开工建造祭坛的劳役耗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谕令应当遵从皇祖的旧制，在祭坛上天祭祀，分为南北郊，在两个至日举行祭祀礼。

夏言就上奏说：“南郊共同祭祀，沿袭已久，朱所说的一千五六百年来无人整理。

而陛下独自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真可以说得上建立了经天纬地的功业而不会违背了。”不久命、礼、工三，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风选择地址。

南天门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说旧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袭用。

礼大臣想在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说：“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应当在地势而宽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对天地神灵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应当清净隐蔽，以便尽到祭祀的诚意。

两次祭祀时间意义不同，那么殿坛之间的距离，也应当有所区别。

请求在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势峻，可以和大祀殿等。”制命说“可以”

于是修筑圜丘，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确定下来了。

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旧图考》献。

旧礼，是太祖制定的。

新礼，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

有关门商议祀的事情。

太祖谦让不允许，亲自写下祭文告祭太庙说：“历代据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祀上天。

惟独臣不敢，是因为功业尚未完成，朝政国事尚有阙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东南有声响，雷火焚烧了船只击毁了殿吻，我朝夕谨慎警惕，惟恐没有什么来接续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轻易供奉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