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望人绳愆纠谬而及于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我良，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不，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此念一转，初亦似于天下无害，而不知嗜燕安功利之说，渐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之机，转于君小人之退；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之阶也。然则沿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尚书，总理国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乾隆三年四月，迁吏尚书，仍兼刑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然，殊非政。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于贫民生计，米穀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穀，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穀之最。若烧酒则用粱，佐以豆、黍壳、穀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而豆、黍壳、穀糠之属，原属弃，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梁之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且贵者，臣所谓无益于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之而用其稭稈，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粱，贫民穫粱，虽贱价而不售。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之家，卖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少而所多，又加以粃糠等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于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命争焉。孟曰‘君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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